[摘要]
100年前，五位清政府大臣到14个欧美国家考察宪政；100年后,五位四川官员赴美“顶岗培训”。历史以形式的相似重演，官员出国也走过了100年的历史。

　　自2003年以来，官员出国持续升温。公众对官员出国高成本的非议，国外培训机构对培训中国官员的热衷，以及培训成效评测的复杂性，使官员出国培训成为公众眼中一件“既费钱，又不讨好的”事。

　　官员出国“取经”百年

100年前，五位清政府大臣到14个欧美国家考察宪政；100年后,五位四川官员赴美“顶岗培训”。历史以形式的相似重演，官员出国也走过了100年的历史。

　　自2003年以来，官员出国持续升温。公众对官员出国高成本的非议，国外培训机构对培训中国官员的热衷，以及培训成效评测的复杂性，使官员出国培训成为公众眼中一件“既费钱，又不讨好的”事。

　　官员出国“取经”百年

　　历史的巧合，相隔了整整100年。

　　2005年9月至2006年4月，刘欣、赵世勇等五位四川省厅级官员分别在美国佐治亚州和明尼苏达州接受理论培训，并进入州政府部门“顶岗实习”。

　　1905年12月至1906年7月，载泽、戴鸿慈等五位清政府大臣先后到美、德、奥、俄、意等14个欧美国家考察宪政，“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预备立宪。

　　就政府官员“取经”欧美而言，100年前的那次考察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官员出国历史的开始。所不同的是，100年前出去是中央大臣，而100年后则是地方官员。

　　与以往官员出国考察学习不同，四川5官员这次出国培训的亮点在于“顶岗实习”。美方称之为“Job－shadow”，即“影子工作”。中国官员担任助理职务，像影子一样全程跟随厅长（委员、主任）参与各项工作，近距离体验美国政府的运行。中国官员在国外政府部门“当官”，这在历史上尚属首次。

　　此次出国培训的省政府法制办副主任刘铁在接受《中国青年报》采访时说，他在美国政府中没有类似中国“官场”的感觉。他很欣赏美国政府工作人员的一句惯用表达：“Im working for”政府，或者“Imworking for”某某部门（我为政府工作，我为某某部门工作）。“中国的公务员体制，强调编制和级别，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其中包含着一种权力本位意识——我是某一级的官，我在行使权力。这样就会形成‘官场’，形成各种所谓的‘潜规则’。”

　　与中国同行相比，美国人更多地将自己政府官员的角色看作一个工作岗位，政府雇佣我在这个岗位上工作，我只需要也只能按照法律对这个岗位的描述来工作。虽然美国公职人员的稳定性也要比其他行业高，但这毕竟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而只是一种职业。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和公司里的一个岗位区别不大。

　　“官员是职业而非权力”，这是“顶岗实习”后的几位官员的共同感受。

　　但有观察人士质疑道：这本应该是最普通的道理，为什么非要出国才能弄明白？“官员是职业而非权力”，把这个问题“中国化”，其实就是常说的“干部要做人民的公仆”。“公仆”就是公众的仆人，就是要为民众服务，就是要把工作当作一种服务性的职业，而非单纯的权力载体。

　　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如今“官本位”的思想还很严重地存在于一些人的脑子中，这种氛围在有些地方可能比较浓厚。在这种氛围下，很多人逐渐磨平了棱角，逐渐脱离了民众，甚至忘却了“官员是职业而非权力”也即“官员就要为人民服务”这个简单的常识。

　　质疑的声音不是从现在开始的。自改革开放起始，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出国考察、出境学习就是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先进经验”的一种途径，官员出国深造“蔚然成风”，质疑和诟病也一直没有停止过。

　　“体制不同，国情不同，取回的‘经’难免南橘北枳。”

　　“出国考察就是出国旅游，是浪费纳税人的钱！”

　　“去哈佛不如去延安！”

　　“与其出国顶岗培训，不如到穷困边远山区挂职锻炼来的实在！”

　　最不能让公众平息心中疑虑的是一组数字。据2000年《中国统计年鉴》显示，1999年国家财政支出中，仅干部公费出国一项消耗的财政费用就达3000亿元，2000年以后，公费出国有增无减。

　　后来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辟谣说该数据不实，根据《2004年度行政事业单位决算》，2004年全国行政事业单位出国费用约为29亿元（其中出国用汇19亿元），其中中央11亿元，地方18亿元。

　　但这并没有扭转公众心目中对官员出国浪费钱财的印象。

　　6 月上旬，一则新闻再次将对“官员出国”的质疑和批责推向风口浪尖，据韩国“新村运动”中央研修院介绍，在未来的3年内，中国将派出3万名农业官员到韩国考察学习。按照“新村运动”中央研修院打算，在今年为来自中国的约1万名公务员，安排“培训7天、观光3天”的研修计划。精明的韩国人还特别推出了一些具有 “针对性”的“旅游商品”。

　　从这种“观光”和“购物”的安排上看，公众心目中“浪费钱财”这四个字一时间还很难驱除掉。

　　“官员出国成本过高，造成巨大浪费，是个严重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系主任毛寿龙教授对《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说，“我国公共财政体制缺乏内在的硬约束，目前还是一种软约束，使领导干部可以在财政上做很多临时性的调整，使得某些开支远远超过了所需要的水平，同时也损害了其他部门的利益。”

　　美国成了中国官员培训基地？

　　事实上，近几年，国内党政干部出国考察、培训，无论是在考察团的规模上、还是出国的频次上，确实有上升的趋势。

　　这是因为2003年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作出了大规模开展干部培训的决定，要求5年内全国县处级以上党政领导干部普遍培训一遍。

　　于是，党政干部大规模赴境外学习培训就似乎成为贯彻落实中央精神的最好选择；各地党政部门的官员们一时间仿佛口承了天宪，终于能够大张旗鼓、积极地把自己往境外送。

　　下面是各省市近两年有公开报道的出国培训、考察的一组事实：

　　2003年10月，哈尔滨市第三期赴美高级公共管理人才培训13名局、处级领导干部前往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进行为期4个月的进修学习和社会考察。

　　2003年11月，新疆首批党政领导干部启程前往美国接受为期3个月的出国培训。

　　2004年2月，青岛市选派30名第四批年轻干部赴美培训学习。

　　2004年5月，重庆市由15名厅局级领导和5名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组成的赴美高级研修班启程前往美国，接受为期3个多月的学习培训。

　　2004年8月，山东省通过公开考试的形式，选拔35名具有发展潜力的优秀中青年管理干部，到美国相关大学攻读工商管理硕士（MBA）学位。

　　2004年9月，杭州市第二批共43名干部赴美肯尼索州立大学留学深造。

　　2006年1月，湖南第四期中青年领导干部出国培训中长期班共28名学员，赴美国加州圣荷西州立大学进行为期6个月的学习。

　　2006年3月,泰安市选派12名市直机关干部赴美参加为期三个月的国际经贸人才培训。

　　2006年6月，河南省40多位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赴美国进行6个月的学习和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