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根据上面的事实，“赴美”两个字格外显眼，当然去英国、瑞士、德国等欧洲国家，新加坡、韩国、日本亚洲国家的也有，还有去澳大利亚的。但从公开报道的事实看，以美国为目的地的官员培训团最多。美国俨然成了“中国的官员培训基地”。

　　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中国官员培训“哈佛计划”。根据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清华大学和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签订的三方协议，在从2002年起的5年内，政府学院将为中国...

根据上面的事实，“赴美”两个字格外显眼，当然去英国、瑞士、德国等欧洲国家，新加坡、韩国、日本亚洲国家的也有，还有去澳大利亚的。但从公开报道的事实看，以美国为目的地的官员培训团最多。美国俨然成了“中国的官员培训基地”。

　　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中国官员培训“哈佛计划”。根据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清华大学和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签订的三方协议，在从2002年起的5年内，政府学院将为中国培训300名厅局级以上中高级官员。有报道称，这是历来最大规模的中国官员海外培训计划，将对中国公务员队伍素质的提高产生积极作用。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卢迈先生在一次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说：“每人学费20万元人民币”，引发了广泛的质疑：花20万哈佛学三周值吗？

　　后经调查，这项计划的资金将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下设的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支付国内培训费用150万元人民币，而在哈佛的学习费则由美国安利公司赞助，金额为100万美元。但学员们培训所需的车旅费等仍由其原单位支付。

　　国外热衷培训中国官员

　　国家外国专家局出国培训司管理处一位官员早些时候表示，目前，海外培训涉及国家较多——目前有30个国家和地区，出国培训管理司对于出国培训的国别和地区分布进行整体调控。与短期培训相比，中长期培训主要集中在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的国家——比如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新加坡、加拿大、德国等。当然由于各国特色不同，在派出时也注意扬各国之长，比如国有企业改革借鉴东西德合并时的一些经验；而住房制度改革，世界公认新加坡做得比较成功，我们就组团学习他们的经验。

　　瑞士圣加仑大学中瑞公共管理培训项目经理约瑟夫·蒙德尔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世界各国对中国的快速发展都特别重视，美国、德国、奥地利、法国等国家都对培训中国公务员项目特别感兴趣，希望进行这方面的合作。瑞士虽是小国，很多方面是无法同那些大国相比，但在公共管理、环境保护和旅游方面比较强，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具有一定的竞争力，我们愿意就这些领域的一点点好的经验提供给中国。”

　　实际上瑞士培训中国公务员颇有渊源，早在1993年就已开始，像这种颇具历史渊源的培训关系也存在于中国与法国之间。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起，根据中法政府间签订的一项行政合作协议，中国每年都向法国行政学院输送有一定实践经验并通过法方考试的公务员进行培训。

　　在培训中国官员方面，亚洲也绝不甘人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从1998年起开办的“管理经济学硕士班”，吸引了大批中国地市级官员前往学习，这个班也因此得名“市长班”。2001年4月，中国同新加坡签署了“中国高级官员赴新加坡考察学习计划”。在这项计划下，每年由中组部选派12名中国高级官员来新留学。

　　目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亚洲国家瞄准了这项事业：今年2月5日，韩国首家中国公务员培训基地在韩国龙仁市锦湖韩亚集团人才开发院正式成立。

　　中国官员出国培训给世界带来的机遇是很明显的。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管理经济学硕士课程主任周孙铭教授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指出：“我们一向都鼓励新加坡人来参加我们这个项目。来参加我们这个班可以认识到中国高级干部，跟他们建立同学的关系。以后我们的国营企业，我们法庭机构要去中国开分公司或投资，他们就有这些校友帮忙。”当地媒体更直接指出，本地企业要熟悉中国政府部门的运作模式和领导干部的思维方式，进而顺利赶搭中国经济顺风车，其实无须舍近求远，完全可以在南洋理工大学“市长班”“就地取材”，取得事半功倍的成效。

　　“一个巨大的财政漏洞”

　　“据我个人的了解，我国很多出国都是和腐败联系在一起的。”毛寿龙教授告诉记者，“出国就是游玩，或者用大笔现金买东西。许多留学生回来告诉我，我国官员在国外的国际形象非常糟糕，花钱非常厉害，我们有的留学生甚至开了旅游公司，专门做出国培训官员的生意，挣他们的钱。所以，对出国行程的控制，就非常关键。”

　　有报道说，出境经费年年控制，但年年超标。1998年指标为50～52亿美元，实际开支达280亿美元；2000年指标为65～70亿美元，实际达320亿美元；2002年则达350亿美元；2003年干部出境达427万多人次，耗资仍在300亿美元以上。各地超规限外汇的来源，主要为挪用税收、土地开发收入、动用留存外汇、动用人民币买入外汇作经费、侵吞行政和其他公共项目经费等。

　　实际上，2003年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作出大规模开展干部培训决定后的第二年，即2004年春，中办、国办就发出《关于严格控制干部出境、出国活动开支》的通知。

　　该通知强调：要依法查处非法占用行政、税收、基建、社会等经费用作干部出境活动：不准以出境考察、休假等作为奖励、福利项目；不准用公款照顾家属随同考察、休假；要向上级申报携带出境的货币和有价证券等；不准接受驻外中资公司馈赠货币或有价证券，凡进赌场或色情场所活动，一律开除公职，追究钱的来源以及有关部门和随行领导的失职。

　　在此之前，早在2002年11月下旬，中共中央已通过自律决议：压缩高层领导干部外事出访活动，出访要简化礼仪程式、减少随员，注意实效、精干、节约为原则。2003年初，中办、国办也下达指令：干部出境要讲实效，要约束非正常活动。并下令：各地出境开支，要比2002年下降20%至25%，不准搞突击出境活动，消耗开支。

　　毛寿龙教授指出：“由此可见，国家对此现象是有所察觉的，但是仍然采取的是一种宏观调控的措施，在进行数量上的控制。事实上，这不是一个宏观控制的问题，对其进行数量控制肯定是要失败的。这样会把真正需要出国的人控制住了，而那些并不需要出国的人却有办法对付你。我们应该进行过程控制，对于行程一定要有制度上的安排，基础性的制度要建设好。要对官员出国培训的过程进行全面的公开，做到公平、公正、公开。官员出国，怎么学、学什么、花多少钱都要对人民有个交待。应该交给人代会讨论，并纳入预算。要严格财务，建立相关公开的财务制度，甚至需要美国方面的审计。”

　　最后，毛寿龙教授说：“我们现在的官员出国行程不公开，所以问题很多，老百姓意见也很大。据我了解的情况，出国不但买很多东西，甚至有出逃的情况发生。如果我们进行过程控制，对出国行程和开支完全公开。比如最简单的，检查一下他出国回来包里都买了些什么东西就可以发现一定的问题了，而且发现问题一定要进行处罚。”

　　官员出国成效几何

　　官员一批批地出国培训，那么到底成效如何呢？

　　北京市市长王岐山在今年北京市人代会上阐述了一个颇具有讽刺意味的成效，他说：“以前，听说南斯拉夫的奶牛养得好，中国人就经常去学习参观。当地的官员就对我们讲，‘中国人就是爱学习，连我们的奶牛都认识中国人了！’”

　　北京市市长王岐山说，我们学习国外先进经验的渠道非常多，所以不一定非要花时间、花精力到国外去考察。

　　关于官员培训归国后的成效，有观察人士指出，改革开放以来的几十年间，虽有整批整批、难以统计的官员到公共财政管理比较规范的国家考察，可是，他们学到的东西给人的感觉为何却是有限得很。

　　其实，出国培训的成效是很难量化的，因为这不是一个可以用数字来衡量的问题。有观察人士指出，归国后取得成绩的官员，运用更多的还是“有中国特色”的管理手段，西方政府管理经验只是作为补充，或者被“中国化”了。

　　但从目前五位归国后的四川官员的情况看，他们还是收益颇丰的。

　　7月14日，归国的四川省五位厅级官员集体亮相“四川省中青年干部赴美岗位实习情况报告会”，讲述“深入美国考察美国，跳出中国思考中国”的“顶岗实习”经历。

　　“政府部门的管理技术并非多深奥的词。”四川省政府法制办副主任刘铁在报告会上说，“以前我们说得更多的是‘管理艺术’，一字之差，无非就是通过创新机制提升管理水平。”

　　“以前我国是将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合而为一的，但西方比较强调管理的技术层面，我国干部出国培训，主干课程也都是公共管理，侧重技术层面的东西。与传统的政府管理大不一样，不是建立在政治学基础上，而是建立在经济学基础之上的。”南京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政治与行政管理学系教授王云骏接受《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采访时如此阐述“技”与“艺”的分别。

　　一直以来，国内讲究的是领导艺术。艺术的概念更加宽泛，也没有一定之规，而技术则更加具像化，更容易操作。希望这次国外“顶岗培训”能扭转这一痼疾。